让“数字司法”赋能“司法便民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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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数字司法”建设的目标在于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，2023年，最高人民法院“深化智慧法院建设，完善中国特色互联网司法模式”和最高人民检察院“加快实施数字检察战略，着力提升法律监督质效”等“数字司法”实践，在促进适法统一、破除信息壁垒等方面成效显著。

　　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，进一步完善“数字司法”建设：

　　最高法、最高检应做好统筹协调、顶层设计。吸纳、提炼地方司法机关“数字司法”建设的经验、模式，在地方上各显神通、各具特色基础上，注重统一性、兼容性。以数字法院为例，应发挥如下功能：一是提高效率。提高法官办案效率，缓解“案多人少”困扰。二是加强管理。通过全过程留痕，实施全方位监督，推进同案同判、适法统一，提高办案质效。三是提升互动。司法活动主体多元，应增强诉讼参与方互动，而且互动本身也是监督，有助司法公正。四是提供便利。司法便民，为诉讼参与方，包括对诉讼活动职业参与方的律师，提供便利。五是实现共享。不只是法院，也包括诉讼参与方、专家学者、党政机关等共享建设成果。

　　在“数字司法”建设中做好“司法便民”这篇大文章。对司法机关而言，“数字司法”建设不纯粹是一个技术安排，更是一种制度和机制供给，应以需求为导向，充分考虑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、诉讼参与方、社会及党政机关等各方需求，适应与满足需求同时引领需求，彰显能动司法。此过程中，司法便民应是宗旨之一。

　　在“数字司法”建设中切实维护律师权利、保障律师发挥作用。越来越多的当事人聘请律师参与案件处理，从这一角度而言，司法便民的一个切入点就是便利律师参与诉讼。律师是“法律服务队伍”，是社会主义“法治工作队伍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“数字司法”建设应尊重、维护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，助力充分发挥律师功能，提高律师执业效率。律师在诉讼活动中感受到便利感、保障性，这种体验也会通过律师传递给每一个案件当事人，最终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司法便民、司法为民，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
　　（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，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委员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，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合伙人）